@troy_frizzell @WarnerCrocker

From certain values of better, it appears humans have indeed done better.

What's less clear are the qualities and quantities of deculturalisation needed before "we" could get out of the current paradigm.

@darrellpf @actuallyau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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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if everything is enduring at the sam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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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utistics often excel
at the depth measur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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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 word I learned in #TheDawnOfEverything, “actuarial.” Means having some sense how things work, the Davids said, “for what sort of a society you create by your policies and behaviou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ig Picture for People, kind of thing, I think, and “breadth,” is pretty good for that

An earlier thread on Chris Knight's paper here in our Hunter Gatherer Research issue on #TheDawnofEverything

https://c.im/@RadicalAnthro/11332408475190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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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前史的事实 1.前后超过三百万年。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圣经》的创世纪故事都被认为是真的

问题出在史前时代漫长得出乎意料：前后超过三百万年。我们知道这三百万年间祖先──至少部分时间里──曾经使用石器。史前时代的多数时期都只留下非常有限的证据，有好几段长达数千年的时间（毫无夸饰），我们手中人族（Hominin）活动的唯一证据是一颗牙齿，或许再加上几块加工过的燧石。尽管可以用来了解远古时代的科技数十年来日新月异，但面对零星稀少的材料，能够施展之处有限。因此我们很难忍住诱惑不去填补空白，很容易言过其实，号称了解的范围超过了我们真正的认识。一旦落入这个陷阱，科学家提出的成果往往透露出类似圣经故事的可疑雷同处，但圣经故事正是现代科学理应抛诸脑后的说法。

直到十九世纪初，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文人学者」大致上依然认为宇宙直到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下旬才终于诞生，全人类原本都说同一种语言（希伯来语），过了一千六百年巴别塔（Tower of Babel）倒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才说起不同语言。

那时候还没有「史前时代」，只有历史时代，尽管其中有些历史错得离谱。一八五八年，英国德文郡（Devon）的布里克瑟姆洞穴（Brixham Cave）发现了只有可能是由人类制作而成的石斧，同时也发现了穴熊（cave bear）、长毛犀牛（woolly rhinoceros）等多种灭绝物种的遗骸，一切都埋藏在密封的岩石外层之下；自此以后，「史前时代」一词才开始普遍使用。这次发掘以及后续的考古发现刺激大家全面重新思考现有证据。突然之间，「人类历史的基础彻底土崩瓦解。」

直接进入第三章了，第二章社会思想史部分不想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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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结语

本书不只会呈现人类的新历史，也将邀请读者体验一种新的历史学，将我们的祖先还原成完整的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人类最后怎么会走向不平等──与此相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一开始「不平等」怎么会成为议题，然后再慢慢创建另一种叙事，能够更贴切反映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如果人类不是以小游群的渔猎采集者度过演化史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光，那么这漫漫时光里人类都在做些什么？如果农业和城市不代表人类就此陷入阶序关系和统治关系，那么农业和城市又代表什么？某些时期通常被我们标志为「国家」兴起之时，这些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答案往往让人意想不到，看来自古以来的人类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以为的完全盖棺论定，反而充满种种有趣的可能。

大约这十年来，我们两人（也就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就这些问题促膝长谈，造就了本书不太寻常的结构：我们先探讨大家为何会问「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追溯这个问题的历史源头，一路回到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系列相遇。这些相遇影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启蒙运动，当然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史的基本构想，其影响比我们一般愿意承认的更幽微也更深刻。我们发现，关于我们今日如何理解人类的过去，包括农业、财产、城市、民主、奴隶制还有文明本身的起源，重新审视这一系列相遇带来惊人的启发。最后我们决定写一本书，至少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本身思想的演变。对话之际，我们决定完全抛开卢梭之类的欧洲思想家，转向最初启发他们的原住民思想家的观点，这让我们得到了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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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远距离贸易」，怎样理解人和物品的长距离移动

以下略举数例，全部来自北美的材料，让读者稍微了解当谈到所谓人类史上的 “长距离互动圈” 时，实际情况可能是什么样子：

一、追寻梦境或幻象：十六、十七世纪易洛魁语（Iroquoian）语系的人群认为，实际实现梦境的内容极其重要。让许多欧洲观察家大感惊讶的是，美洲原住民愿意跋涉数日，带回他们梦见自己拿到的某样物品、战利品、水晶，或甚至是狗之类的动物。如果梦到邻居或亲戚的所有物，像是壶、装饰品、面具等等，通常可以向对方索取；于是这些物件会渐渐移动，从一个城镇移动到下一个城镇。在北美大草原（Great Plains）上，他们会为了寻找稀奇陌生之物而决定踏上长途旅行，这可能构成幻象追寻任务的一环。

二、旅行治疗师和旅行艺人：一五二八年，一位名叫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的西班牙人遭遇船难，他从佛罗里达穿越今天的得克萨斯州来到墨西哥。他发现只要以魔术师和治疗师的身分服务大家，就能轻松穿梭在村庄之间，即使是相互交战的敌对村庄也不例外。在北美大部分地区，治疗师同时也身兼艺人，他们往往会吸引许多随从，集结成大队人马。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被游艺团的表演救了一命，他们往往会将所有物质财产都奉献出来，分给游艺团的人。透过这种方式，贵重物件可以轻而易举地移动到遥远他方。

三、妇女赌博：在许多北美原住民社会里，妇女是赌性坚强的赌徒。邻近村庄的妇女常常聚在一起玩骰子，或是一种用碗和李子果核玩的游戏，她们通常会用贝壳珠子或其他个人饰品当作赌注。一位熟谙民族志文献的考古学家华伦．德波尔（Warren DeBoer）推测，遗址里发现的横跨半个大陆而来的贝壳和外来物件，应该是在极为漫长的时光里一再被当成赌注、一再被赌输，透过这种邻村之间的赌博而来到此地。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不过读者现在应该已经抓到我们想表达的大方向重点了。如果我们只靠猜测，推想身处不同时空的人类可能在做什么，相较于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的猜测几乎总是远远不够有趣、不够古怪──一言以蔽之，不够符合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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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早期社会贵重物品的远距离传输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货币和贸易的出现 —— 但这只是因为研究者仅从自身文化背景去理解过去的社会，并对人类社会本身缺乏基本的了解

早在几万年前，我们就可以找到物品（通常是宝石、贝壳或其他装饰品）远距离流动的证据。这些物品往往就是人类学家后来在世界各地发现的被用作「原始货币」的物品。这肯定证明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一直存在？这种逻辑完全是循环论证。如果贵重物品被长途运输，这就是「贸易」的证据；如果贸易发生了，它一定采取了某种商业形式；因此，3000 年前波罗的海的琥珀被运到地中海，或者墨西哥湾的贝壳被运到俄亥俄州，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正处于某种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市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市场一定存在过。因此，市场是普遍的。诸如此类。

这些作者其实只是在说，他们自己无法想象珍贵物品可能以其他方式移动。但缺乏想象力本身并不能成为论据。就好像这些作者不敢提出任何看似新颖的观点，或者即使提出了，也不得不使用听起来含糊不清的科学语言（「跨区域互动领域」、「多尺度交换网络」），以避免推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人类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例证，说明在没有任何类似市场经济的东西的情况下，有价值的物品是如何长途跋涉的。

二十世纪人种学的奠基之作，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 1922 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阿尔戈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中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马西姆群岛的「库拉链」（kula chain）上，人们如何乘坐独木舟在危险的海域进行大胆的探险、只为了相互交换珍贵的传家宝臂贝和项链（每个最重要的贝壳和项链都有自己的名字，以及前主人的历史）——只是短暂持有，然后再转交给来自另一个岛屿的探险队。

传家之宝在岛链上循环往复，穿越数百英里的海洋，手臂上的贝壳和项链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毫无意义。对于马西姆人来说，这是终极冒险，没有什么比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传播到从未见过的地方更重要了。

这是 「贸易」吗？也许是，但它会打破我们对这个词含义的普通理解。事实上，有大量人种学文献介绍了这种远距离交换是如何在没有市场的社会中进行的。以物易物的情况确实存在：不同的群体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特长--一个群体以羽毛工艺而闻名，另一个群体提供盐，第三个群体的所有妇女都是陶匠——来获取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有时，一个群体会专门从事人员和物品的运输业务。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种地区网络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建立友好的相互关系，或者是为了有借口时不时地相互拜访； 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但与「贸易」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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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简化和抽象。在缺乏人类学背景下进行的简化，几乎已经没有解释力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理论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简化。例如，几乎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说有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性心理方面等等。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我们为了争论而假装只有一件事情在发生：从根本上说，我们把所有事情都简化成一幅漫画，以便能够发现那些本来看不见的模式。因此，社会科学的所有真正进步都源于我们敢于说一些归根结底略显荒谬的话：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只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例子。人们必须简化世界，才能发现新的东西。问题在于，在发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在继续简化。

霍布斯和卢梭向他们同时代的人讲述了一些惊世骇俗、意味深长的事情，开启了新的想象之门。如今，他们的思想已成为陈旧的常识。他们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继续简化人类事务是合理的。如果今天的社会科学家继续将上一代人简化为简单化的二维漫画，这与其说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什么原创性的东西，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社会科学家应该做的，这样才能显得「科学」。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使历史变得贫乏，进而使我们的可能性变得贫乏。在进入问题的核心之前，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结束这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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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社会要么被解读为天真简单和平等，要么被解读为残酷暴力 —— 目的都是为了构建进化论叙事，论证为何不平等会出现

卢梭本人从未说过「天真的野蛮人」自然状态真的发生过。相反，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进行思想实验：「我们不能把我们所从事的这种研究看作是在追求历史的真理，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假设性的和有条件的推理，它更适合于澄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揭示事物的实际起源」。

卢梭绝不是把这些不同的存在状态想象成社会和道德发展的水平，与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相对应：狩猎采集、游牧、农耕、工业。相反，卢梭提出的更像是一个寓言，他试图通过这个寓言来探讨人类政治的一个基本悖论：我们与生俱来的追求自由的动力，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引导我们「自发地走向不平等」。

（在认为人类生而自私且野蛮的卢梭的反面），我们可以把平克视为现代霍布斯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2 年）等书中，他认为，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总体上远没有我们祖先经历过的世界那么暴力和残酷。

在这种陷阱中，部落社会中的个体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复的掠夺和战争循环中，过着充满危险和不稳定的生活，总是几步之遥就会死于锋利的武器或复仇的棍棒之下。

平克告诉我们，这就是进化给我们注定的悲惨命运。我们之所以能够逃脱这种命运，是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置于民族国家、法院和警察部队的共同保护之下；还因为我们接受了理性辩论和自我控制的美德，平克认为这些美德是「欧洲文明化进程」的独有遗产，它造就了启蒙时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伏尔泰和警察，围绕查格农研究成果的刀战就会变成肉搏战，而不仅仅是学术战）。

这种说法有很多问题。我们先从最明显的问题说起。认为我们当前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想是 「西方传统」的产物 —— 这种观点实际上会让伏尔泰等人大吃一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提出这些理想价值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它们放到了外国人的嘴里，甚至是像雅诺马米人这样的「野蛮人」。

在挑选人类学案例研究，并将其作为我们 祖先的代表 —— 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典范 —— 时，卢梭传统的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非洲的觅食者，如哈扎人、俾格米人或孔人。霍布斯的追随者则偏爱雅诺马米人。随着我们对实际证据的掌握，我们总会发现，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远比任何现代自然状态理论家所猜测的要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

（作者在第二章用一整章，论述了伏尔泰等人的判断，如何在后来被欧洲知识分子共同塑造成一种欧洲人的幻想，右派和左派都认为「高贵的野人」是欧洲人自己想象出来用于反思欧洲自身的 —— 然后一起导致了这个议题变得无法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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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说明：为什么人们对人类历史的广泛理解大多是错误的

当我们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们的初衷是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问题寻找新的答案。但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个好方法。以这种方式来构建人类历史——这必然意味着假设人类曾经在田园诗般的状态下存在过，并且可以确定一切开始出错的具体时间点——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提出任何我们认为真正有趣的问题。感觉上，几乎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了同样的陷阱。专家们拒绝一概而论。那些少数愿意挺身而出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复制了让·雅克·卢梭的某些变体。

对于戴蒙德和福山来说，就像几个世纪前卢梭的观点一样，终结人类早期平等的是农业的发明及其所维持的更高的人口水平。农业带来了从 「群体」到「部落」的转变。粮食盈余的积累促进了人口增长，导致一些「部落」发展成为等级社会，即「酋邦」。福山对这一脱离伊甸园的过程描绘了一幅近乎明确的圣经图景：「随着人类小队的迁徙和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他们通过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开始走出自然状态。他们为了争夺资源而大打出手。这些社会稚气未脱，显然正走向困境。」

是时候成长起来，任命一些合适的领导了。等级制度开始出现。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据戴蒙德和福山的观点，一旦人类采用大型、复杂的组织形式，等级制度就不可避免。即使新的首领开始胡作非为——榨取农业剩余来提拔自己的谄媚者和亲戚，使地位永久化和世袭化，收集战利品头骨和成群的女奴，或用黑曜石刀挖出对手的心脏——也没有回头路可走。没过多久，酋长们就能说服别人称他们为「国王」，甚至是「皇帝」。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仅对无政府主义者如此，对任何曾想过是否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可以替代当前现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言论以自信的口吻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早期的小规模群体特别可能是平等主义的，或者反过来说，大规模群体一定会有国王、总统甚至官僚机构。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把许多偏见装扮成了事实，甚至装扮成了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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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提出重新回到问题最初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人类历史的终极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平等地获得物质资源（土地、热量、生产资料），尽管这些东西显然很重要，而在于我们平等地参与决定如何共同生活的能力。当然，行使这种能力意味着首先应该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需要决定。

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人类的未来现在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创造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财富不能自由地转化为权力的系统，或者在这个系统中，有些人不会被告知他们的需求不重要，或者他们的生命没有内在价值），那么最终重要的是，我们能否重新发现使我们成为人类的自由

早在 1936 年，史前考古学家 V. 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就写过一本名为《人类创造自身》（Man Makes Himself）的书。除了性别歧视的语言之外（他用了 man 和 himself)，这就是我们希望唤起的精神。我们是集体自我创造的项目。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待人类历史会怎样？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人当作富有想象力、聪明、爱玩的动物来对待，并理应得到这样的理解呢？如果我们不讲述我们这个物种是如何从某种田园诗般的平等状态中堕落的，而是问问我们是如何被困在如此严密的概念桎梏中，以至于我们甚至再也无法想象重塑自我的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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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不平等研究，似乎只是为了得出结论：不平等是一种人类宿命，除了局部改良别无他法

通过辩论不平等问题，人们可以摆弄数字，争论基尼系数和功能失调的临界点，重新调整税收制度或社会福利机制，甚至用显示情况已经变得多么糟糕的数字来震撼公众（「你能想象吗？世界上最富有的 1%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 44%！」）——但它也允许人们在做这一切时，不涉及人们对这种「不平等」社会安排实际反对的任何因素：例如，一些人设法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或者其他人最终被告知他们的需求并不重要，他们的生活没有内在价值。我们得相信，最后一种情况只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而不平等，是生活在任何一个庞大、复杂、城市化、技术先进的社会中的必然结果。不平等大概会一直伴随着我们。这只是程度问题。

如今，关于不平等的思考可谓如火如荼：自 2011 年以来，「全球不平等」经常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首要讨论议题。有不平等指数，有不平等研究机构，还有源源不断的出版物试图将当前对财产分配的痴迷推回到石器时代。甚至有人试图计算旧石器时代猛犸象猎人的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结果发现两者都很低。） 这几乎就好像我们觉得有必要用数学公式来证明卢梭时代已经流行的说法，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因为他们都同样贫穷」。

所有这些关于纯真和平等的原始状态的故事，就像「不平等」这个词本身的使用一样，其最终效果是使对人类状况的悲观情绪看起来像是常识：这是通过历史的广阔视角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自然结果。是的，如果你是俾格米人或卡拉哈里布须曼人，生活在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中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想在今天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你就必须想办法重新回到没有重要个人财产的渺小觅食者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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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霍布斯和卢梭版本的人类历史都具有可怕的政治影响？

霍布斯模式的政治含义无需多言。我们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类本质上是龌龊自私的动物，他们的决策基于玩世不恭的利己主义计算，而非利他主义或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我们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积累，以及自我膨胀的动力进行更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控制。

与此相比，卢梭关于人类如何从最初的平等主义纯真状态堕入不平等的故事似乎更为乐观（至少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堕落），但如今它主要被用来说服我们，虽然我们所生活的制度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我们能做的最现实的事情就是进行一些适度的修补。在这方面，「不平等 」一词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自 2008 年金融风暴及其后的动荡以来，不平等问题——以及不平等的长期历史——已成为人们争论的主要话题。知识分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政治阶层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即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失控，世界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或多或少地源于富人与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指出这一点本身就是对全球权力结构的挑战；与此同时，它将问题定格在一种受益于这些权力结构的人仍然可以最终感到安心的方式上，因为它意味着——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与上述任何一个词相比，「不平等」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为了鼓励半途而废和妥协而设计的。我们可以想象推翻资本主义或打破国家权力，但却不清楚消除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哪种不平等？财富？机会？人们到底要平等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消除了不平等」？）不平等一词是一个适合技术官僚改革者时代的社会问题框架，他们从一开始就假定根本没有真正的社会变革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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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化观点理解社会，这本身需要反思。

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采集者世界是一个大胆的社会实验，就像一场政治形式的狂欢游行，远比进化论中单调的抽象概念要有趣得多。反过来，农业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诞生，也不标志着向不平等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事实上，许多最早的农业社区都相对没有等级和阶层之分。而且，世界上最早的许多城市也远非将阶级差别定格在石头上，而是按照强有力的平等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不需要专制的统治者、野心勃勃的武士政治家，甚至不需要专横的管理者。

我们在本书中的目的是开始将拼图中的一些碎片拼凑起来，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没有人拥有一套完整的拼图。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涉及的问题也非常重要，甚至需要多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开始理解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景的真正含义。但我们必须启动这一进程。有一点很快就会变得很清楚，那就是流行的历史「大图景」——现代霍布斯和卢梭的追随者各自认同的——与事实本身几乎毫无关系。但是，要开始理解我们眼前的新信息，仅仅汇编和筛选大量数据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转变观念。例如，追溯导致我们现代社会进化观念的一些初始步骤：即人类社会可以按照发展阶段来排列，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狩猎-采集者、农民、城市-工业社会，等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观念本身源于对欧洲文明批判的保守主义反弹。

In 'Cancelling hunter-gatherers for the cause of 21st C urbanism', anarchist anthropologist #JamesvanLanen critiques what he sees as a gendered structure arising in #TheDawnofEverything.This counterposes brutish, masculinist, prestige-hungry hunters to more communal, matriarchal early women farmers, busy creating an ‘ecology of freedom’. A whole array of lifeways of non-intensifying, egalitarian peoples have been ‘cancelled’ from this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Yet precisely these indigenous peoples bear the most sustainabl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are most vulnerable to ethnocide from farmer expansion. Paradoxically Graeber + Wengrow end up advocating statist, urban bureaucracies in creating a fallacious prehistoric ‘left/right’ divide.

#huntergatherers #nonintensifying #egalitarian #transegalitarian #farmers #states #bureaucracy #history

https://www.liverpooluniversitypress.co.uk/doi/10.3828/hgr.2022.7

In 'Seasonality and schismogenesis', social anthropologist #ThomasWidlok draws on longterm fieldwork with Hai//om people of northern Namibia, envisaging an ‘indigenous critique’ of two key themes: oscillatory switches framed by seasonality, and ‘schismogenesis’. He calls these ‘doing seasons’ and ‘doing difference’. Doing seasons without ‘unruly switching’, Hai//om indigenous voice critiques the structuralist/dualist seasonal perspective in #TheDawnofEverything ‘coloured by agricultural folks in the high latitude zones’. Life histories collected from Hai//om seniors also provide the opposite of ‘doing difference’ – that is, ‘undoing difference’, when they describe living with !Xû neighbours as ‘children of one woman’.

#anthropology #schismogenesis #Hai//om #Namibia #indigenousvoice

https://liverpooluniversitypress.co.uk/doi/10.3828/hgr.2022.5